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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乐“之最”(四):最牛的编委会!
麦克乐“之最”(四):最牛的编委会!如我在《麦克乐“之最”(三):最珍贵的推荐信!》一文中所告,为准备2016年11月在我的本科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高等体育教育专业办学100年学术研讨会》,我和太太于2016年8月专门驱车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查阅同为中美近代体育奠基人之一的Charles H. McCloy(他的中文名字叫麦克乐,1886-1959年)的历史资料与收藏。
因为当时我还在做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中文译名《锻炼与运动研究季刊》,美国著名体育期刊,国际十大体育研究期刊之一)主编的缘故吧,我对麦克乐先生留下的历史资料中的刊物格外留心。其中一本创刊于1919年2月名叫《新教育》的杂志给了我不小的震撼!
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陶行知、汪精卫、黄炎培,熊希龄、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严修等人都赫然在册!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杜威以及对教育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等人也是《新教育》的荣誉编委会成员!
熟悉史的人都知道,时代有一本由陈独秀主编的非常著名的杂志叫《新青年》,这本书创刊于1915年(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其代表人物是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后来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1919年创刊的《新教育》杂志,其核心正是大力宣传现代教育理念,促成教育从晚清时期的模仿日本到效法美国的转变,积极探索了《新青年》所提倡的“”与“科学”精神。它与风格激烈的《新青年》一张一弛,一破一立,共同推动了“新”的开展,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8年6月我和麦克乐的孙子William B. McCloy先生在西雅图见面商讨如何一起推动对麦克乐史料的研究。他向我展示了不少他自己收藏的他爷爷和中国有关的照片。
我查了一下,这楼是现在南师大随园校区里的200号楼,是中国宫殿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三亿体育官方App平台,在建筑史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建筑保存完好,目前是南师大国际文化教育学院的办公楼。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中国教育的“向美靠拢”这一根本性转变也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潮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开始崛起成为世界先进的标志,以留美学生为主导创办的这份《新教育》其核心正是深受现代美国教育的影响,它促成了中国教育的学制改革,强调“教育独立”与“平民教育”,提倡“养成健全人格,创造进化社会”。所以这本近百年前创刊的很牛的杂志背后有一个很牛很强大的编委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陶行知(1891-1946年),本名陶文浚,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后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陶行知1891年出生在安徽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1914年从金陵大学毕业以后赴美留学;先入我现在执教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次年获学硕士学位。1915年,陶行知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期间深受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影响。1917年8月,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之聘,提前回国,在南京高师执教。1919年2月,他发表了《教学合一》,并于当年推出了“教学法”且很快被中国教育界所采用。1922年2月,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任《新教育》主编。现在的南京晓庄师范学院也是陶行知在1927年所创办的。
《新教育》是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机关刊物,改进社的董事会相当于现在杂志社的编委会,由蔡元培,黄炎培,熊希龄,郭秉文等一代大师所组成: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华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极力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黄炎培(1878年-1965年),中国教育家、实业家和家,他也是中国同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他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
熊希龄(1870-1937年),清末民初人物,学者,教育家,实业家,慈善家。曾任(北京政府)第一任财政总长。
郭秉文(1879-1969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1908年郭秉文赴美留学,1914年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后,郭秉文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1915年回国,协助江谦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9月,郭秉文开始任校长,此时的南京高师,已经是南方最高学府,1920年12月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郭秉文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后来的中央大学,现在的学和东南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1873-1929年),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思想家、家和教育家。青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进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1919年,杜威到日本讲学,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过的中国留学生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人得悉后,力邀他顺道来中国讲学。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华,在北京、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等11省市做了为期15个月、200多场巡回演讲,使他的实用哲学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风潮。
保罗•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年),美国著名教育史家和比较教育学家,同样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对中国时期的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保罗•孟禄是早期对中国教育极有影响的经典文献《教育大百科全书》(1910-1913年,共5卷)的主编。
严修(1860-1929年),与张伯苓同为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南开校父”。他曾在南开学校设立了严范孙奖学金,周恩来早年去日本留学和后来留法勤工俭学时都曾得到过严修的资助。
《新教育》的各组编辑员们(相当于现在的副主编)也是个个大名鼎鼎,包括胡适,张伯苓,蒋梦麟,陶孟和等,还有后来成了大汉奸的汪精卫:
胡适(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是一代大儒,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张少谈主义,先疑后信,科学佐证。
张伯苓(1876-1951年),清末民初的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家,也是南开大学的创建人和校长,曾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1924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中华体育协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该会在1931年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批准代表中国),张伯苓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
蒋梦麟(1886-1964年),中国著名教育家,他于1909年2月进入柏克莱加州大学先学农,后转读教育。1912年毕业后,蒋梦麟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并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正是著名的教育家约翰•杜威。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陶孟和(1887-1960年),著名社会学家。1913年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34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时,陶孟和担任所长。1948年,他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4个研究所,并兼任社会研究所(1953年改名经济研究所)所长。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1883-1944年),清末秀才,公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青年时曾经参加组织中国同盟会,1910年,汪精卫因为谋刺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下狱,辛亥成功后获释。早年他曾经担任过孙文的秘书,历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声称主张“和平救国”,与日本合作组建中华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被中国人视为汉奸。
而体育大师Charles H. McCloy(麦克乐)也是《新教育》这个最牛编委会的副主编之一,专门负责体育和卫生文章的撰写和编辑工作。我在爱荷华大学收藏中查阅到的这本《新教育》上就有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学校中之饮食问题》的文章,强调了科学营养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新教育》(第10卷,第4期)也曾专门出过一期体育专刊,可见当时对体育的超前认识与重视。
俗话说,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本早期的教育杂志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编委会,我想这足以反映了初期的政府和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态度,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在废除科举以后,引进和宣传西学,推广新式学校,推动平民和乡村教育,创建现代教育体系以及推动教育救国的蓬勃朝气。这也是为什么初期的大学能够人才济济,大师辈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吧。
《新教育》后来被誉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之一。但非常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新教育》在创办了仅七年以后就在1925年的10月停刊,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和昙花一现的遗憾与见证。